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中引用了這一名言。習總書記說：“古人講：‘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去年，我們隆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鋒，其中就有許多作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蔣子龍、謝晉、路遙、樊錦詩、厲以寧、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許崇德、杜潤生、鄭德榮等，他們都是緊跟時代、奉獻時代的優秀代表。”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出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與元九書》。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與李白、杜甫并稱唐代三大詩人。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鄭。自幼聰穎而刻苦，公元801年中進士，是同榜中最年輕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逝于洛陽，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與元九書》是唐代文學家白居易給好朋友元稹的一封書信。這個“元九”，就是與白居易并稱“元白”的唐代著名詩人元稹——家喻戶曉的名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就出自他的手筆；另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根據他的傳奇小說《鶯鶯傳》改編的。

　　正像白居易本人在《與元九書》中說到的，中國自周代就設立采詩之官，目的就是通過詩歌以了解民生疾苦、為政得失，所以詩歌自古以來就具有補察時政的功能。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官方的正統學說，更確立了“詩教”的傳統，以詩歌為代表的文學藝術就更是自覺地承擔起了敦倫促教的社會功能。這一傳統，被后代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繼承下來，自覺地把自身的文藝活動投入到廣義的社會治理當中。實際上，不僅僅是白居易本人，歷代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無不把自己的文學創作與倫理道德、社會治理緊密聯系在一起。“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是像韓愈、柳宗元、周敦頤這樣正統詩文作者的文學信念；“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是馮夢龍、高則誠這樣的通俗文學作者所秉持的信條。

　　總之，“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不僅是白居易個人的創作主張，也代表了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心系百姓、關注現實、服務國家社會的優良傳統。作為新時代的文藝與社會科學工作者，就更應當接續這個優良的傳統，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人民福祉、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