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雖大,好戰必亡”這句名言,是2015年4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巴基斯坦議會的演講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中國人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中國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論’。走和平發展道路,對中國有利,對亞
洲有利,對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中國和平發展的信念。中國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即使再強大也永遠不稱霸。”
“國雖大,好戰必亡”這句話的出處,是號稱中國古代“兵法之源”的《司馬法》。先秦時期,馬是最核心的戰略物資,所以國家的最高軍事長官,就叫做“司馬”。“司馬法”其實就是“司兵之法”,是供武官學習的軍事法典。今天看到的《司馬法》,實際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古本《司馬法》,二是《司馬穰苴兵法》。古本《司馬法》早在周朝之前就已經有了,經過周朝大司馬姜子牙之手而變得完備;《司馬穰苴兵法》則是春秋時齊國名將司馬穰苴所作的兵法。齊威王時,下令大夫們追論古本《司馬法》,并將《司馬穰苴兵法》附在其后,這就是今天的《司馬法》。《司馬法》在我國軍事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它不僅是我國軍事思想的源頭,并且一直被奉為權威的軍事著作,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今天,書中的一些戰略戰術,也還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不過遺憾的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這部產生于兩千多年前的兵書大部分都散佚了,如今僅殘存有五篇。
中華書局出版的《司馬法》
“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具體出處,是《司馬法》的《仁本》篇。《仁本》是《司馬法》的第一篇,講述的是戰爭的原則問題,其核心思想,就是戰爭要貫穿以仁為本的原則,如果目的是為了討伐不義,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或是用戰爭終止戰爭,那是可以的,否則就不應該挑起戰爭。仁義的原則,不僅體現在發動戰爭的目的上,也體現在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上,比如不能在對方遭受瘟疫、饑荒時用兵,比如對傷病的俘虜應當給予及時救治等。總之,戰爭是不得已之時采取的手段,所以正確對待戰爭的態度,就是既不好戰,也不忘戰,所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今天的一般人可能會有一個疑問,那就是《司馬法》明明是一部兵書,為什么還會在其中大講“仁義”的原則,諄諄告誡諸侯們“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戰爭的后果太嚴重,成本太高昂,所以必須以極其慎重的態度來對待。對于這一點,翻閱與《司馬法》同時代的思想、軍事著作,就可以看出,“慎戰”乃是那個時代非常普遍的認識。比如同是周朝兵書,號稱“兵學圣典”的《孫子兵法》,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計篇》)極言戰爭后果之嚴重。而對于戰爭的耗費,孫子曾以發兵十萬規模的戰役做了估算:“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我們知道,戰國時期中國的人口,總數也就不到三千萬,即使是強大的諸侯國,其人口也不過數百萬而已。十萬規模的戰役,被卷入的人口達到七十萬家,即使是齊國這樣的大國,也會被攪動得全國都不得安寧。
第二,戰爭的主要對象是其他的諸侯國,而各諸侯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朝的諸侯,向上追溯,要么是跟著周武王打天下的功臣,要么就是周王室的子孫,彼此之間都是親戚朋友的關系。在周朝的早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消滅對手,奪取對方的土地和人民,而是為了懲罰那些犯錯誤的諸侯,讓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諸侯之間的感情漸漸淡薄,到了戰國時期,戰爭就以攻城略地、搶奪人口為目的了,而戰爭的手段也就變得越來越殘忍。《司馬法》基本完備于姜子牙,大成于司馬穰苴,姜子牙是周初之人,司馬穰苴盡管是戰國時人,但仍然處于戰國早期,所以書中提出比較溫和的戰爭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一點,和問世較晚一些的《孫子兵法》進行對比,就能看出其中的明顯差別。
古往今來的許多或正或反的事例,都說明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
世界上有過許多國家,也曾盛極一時,但因為癡迷于戰爭,熱衷于武力征服,所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比如亞述帝國,它興起于兩河流域,即今天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帶。公元前8世紀末,亞述逐步強大,先后征服了小亞細亞東部、敘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倫尼亞和埃及等地。亞述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完備軍事體系的國家,全國奉行窮兵黷武的對外擴張政策,對外的征服戰爭以兇狠殘暴聞名,軍隊所到之處城鎮都被焚燒破壞,財產被洗劫一空,居民被屠殺或被擄走。連年的征戰使得亞述帝國民生凋敝,民怨沸騰,公元前612年,亞述在國內各民族的起義中滅亡。
反觀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文明綿延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國家,與中國人對于戰爭的理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正因為我們的先人早就知道“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所以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積極開展對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對外侵略擴張;執著于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而不是開疆拓土的殖民主義。2100多年前,中國人就開通了絲綢之路,推動東西方平等開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跡,沿路各國人民均受益匪淺。600多年前,中國的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7次遠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占領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誼的種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傳播的佳話。
今天,重溫《司馬法》中“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顯得尤為必要。之所以如此,原因至少有兩個。
第一,戰爭,尤其是大規模戰爭的代價,已經不是今天的人類所能承受的了。對于戰爭,歷史學界總結出這樣一個規律,就是上一次戰爭中冒頭的武器,一定是下一次戰爭中首先使用的武器。比如美國南北戰爭的后期,開始使用機槍,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大規模使用機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尾的時候開始使用坦克,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納粹德國就使用了坦克軍團。以此類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后階段,人類使用了核武器,那么,假如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那么下一次世界大戰最先使用的武器,一定就是核武器。而核武器一旦大量使用,其后果只有一個,就是整個人類的滅絕,這就是當有人問愛因斯坦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會使用什么武器的時候,愛因斯坦所回答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第四次使用的,一定是棍子和拳頭。愛因斯坦的意思很明確,第三次世界戰爭大概率的可能性是核戰爭,而核戰爭一旦爆發,人類的文明就會中斷。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個國家都應該對戰爭有理性的思考。
第二,今天的人類,已經成為一個緊緊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了。隨著科技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資本、技術、信息、人員跨國流動,我們所居住的星球已經變成了“地球村”,國家之間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的狀態。各國利益的高度交融使每個國家都成為一個共同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任何一環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全球利益鏈的中斷。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安全相互關聯、彼此影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不論人們身處何國、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實際上已經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沒有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力謀求自身的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的動蕩中收獲穩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不是國與國相處之道。窮兵黷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另外,我們可以比任何時候都更肯定地說,全世界的人類,其實都是一家人。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說,是因為生命科學的發現所給予我們的底氣。以前,在基因測序技術沒有發明之前,人類對于自己的由來,其實是不太清楚的。因為不同的人種之間在表面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所以人們普遍認為,不同的人種,很可能是獨立由類人猿進化成人類的,比如我們很多人都曾經認為,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歐洲人也曾自認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但是,基因測序技術的發明,已經能夠非常確定地告訴我們,今天所有的人類,全部來自非洲。大約6萬年前,人類開始走出非洲,大約1萬到1.5萬年前,現代人類的足跡開始遍布世界各地。不僅如此,基因科學還發現,今天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老祖父,都是同一個男人,大概生活在6萬年前的非洲;今天所有人類的老祖母,都是同一個女人,大概生活在20萬年前的非洲。所以,整個人類,都是一家人。“戰爭起源于人類的內心”,如果說以前的人類因為彼此的隔膜而戰爭,那么,今天科學的發展,應該讓我們彼此的心靈拉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更近一些。
當然,我們在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同時,還要注意習總書記引而不發的后半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和平往往要靠實力作后盾。總之,戰爭是一種不得已之時采取的必要手段,所以對待戰爭的正確態度,就是既不好戰,也不忘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讓鑄劍為犁、永不再戰的理念深植人心,讓發展繁榮、公平正義的理念踐行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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